李颙的心路历程评析
摘要：李二曲（名颙）的哲学心路历程与其曲折清苦的人生感悟处处融合在一起，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二曲早年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但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他严守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学风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二曲中岁病中悟道，此时的他在思想追求、读书为学等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转变，这一转变也促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的进学理路；二曲晚年经历荐举风波的冲击，他荆扉反锁而日处其中、杜门不出，但二曲并不是不闻不问世事而做彻底的隐遁之士，他的“心性”仍同时代、民族同博共振。二曲志趣不在作官，而在“明学术，正人心”，以昌明圣学为己任。
关键词：李二曲； 病中悟道； 荆扉反锁； 明学术； 正人心
中图分类号：B249文献标志码：Ａ
李二曲（公元1627—公元1705年），名颙，字中孚，今陕西周至人，自署为“二曲土室病夫”，学者称为二曲先生，是清初著名学者与思想家，同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一并“高名当时”，时论以为“三大名儒”(1)。
哲学家的生平往往很平淡，尽管他们的思想可以“极高明”，并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其哲学的沉思却常常伴随着宁静单一的书斋生活。二曲也不例外，他固然有过中年以后（约6年）的各地巡回讲学之举，但其病中摄道的沉思与晚年荆扉反锁的哲学沉思却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从早年哲学问题的朦胧萌发，到晚岁的杜门治学，二曲的哲学心路历程与其曲折清苦的人生处处融合在一起。
一、 早年心路历程
二曲起自孤根，家无一椽寸土之产，他既无家学，又无师承，但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却严守张载以来关学学者“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学风而“自拔流俗，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二曲小时候因贫不能早学，9岁始入小学，然而就是在这样小的年龄，二曲提出了令塾师甚为发蒙的问题。据《二曲集·历年纪略》（以下凡引《二曲集》，只标明卷次、页码）记载：“先生家世甚微，贫不能早学。9岁，始入小学，从师发蒙，读《三字经》，私问学长云：‘性既本善，如何又说相近？’学长无以答……。”[1]5579岁的二曲提出有关人性的问题，这与11岁时的阳明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见《阳明年谱》‘宪宗成化十八年’条）及3、4岁时的象山“思天地何所穷际？”（见《象山年谱》‘高宗绍兴二十一年’条）的问题同等重要。尽管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措词各有不同，问题的核心却完全一致。这里足显出二曲为一思想家和哲人的性格。然而年幼的二曲，其境遇之艰苦令人难以想象，即使是当年破落户的象山，也胜他百倍。后来仅二年二曲便因病辍学，之后，尽管随舅父读《学》、《庸》等书，但因旧疾时发而作辍不常。二曲少时生活中的最大变故莫过于父亲的过早去世。人称“李壮士”的二曲之父，“为人慷慨有志略，喜谈兵，而以勇力著”（卷二十五《家乘·周至李氏家传》，第325页），在从军前往河南襄城镇压农民起义军时不幸与同行五千人阵亡，此时二曲只有16岁。按照当时邻人的设计和善意的建议，二曲母子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母亲改嫁，要么二曲自己到县庭当衙役。但二曲母子均不采纳，就这样，母子走上了“突常无烟”而茕茕在疚的穷困之路。
随后的二三年对二曲的整个人生来说非常关键，它不但决定了二曲的人生志向，而且确定了二曲的为学方向。二曲矢志读书，却无钱就学，而乡间塾师，包括其舅父在内，“知不能具束修”（卷四十五《历年纪略》，第557页），均拒之塾外。
在前清时代，人们认为求取功名才是正途，更何况寒门透顶的二曲！若为生活所迫的二曲母亲（人称彭太夫人）教子求取功名利禄以摆脱窘境，亦可说是教子有方，绝不为过。然而二曲母子的想法，却与常人大异其趣。在二曲看来，天下第一等大事乃读书学圣贤，而非求取科第，这与阳明幼时的想法完全一致（阳明出身簪缨世家，然而后来还是逼入科第一途）。彭母不计眼前生活的困窘，一意完成其爱子学为圣人——完人——理想人的宏愿，这一伟大母性正如时人所比拟：周至之有李母，犹邹邑之有孟母，可以先后媲美，实非过誉。而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在母亲“无师遂不可学耶？古人皆汝师也”（卷二十五《家乘·李母彭氏传》，第331页）的激励下，二曲利用拾薪采蔬之暇，取旧所读《四书》，借助亲友贻送的字典《海篇》，逢人便问字正句，“由是识字渐广，书理渐通，熟读精思，意义日融”（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27页）。自此，二曲向学之心遂定。年十七，借读《冯少墟先生集》，“恍然悟圣学渊源，乃一意究心经史，求其要领”[2]85，年十九，“壁经既治，乃借《易》以读。…始借读《春秋》、《公羊》、《左氏》、《性理大全》、《伊洛渊源录》。见周程张朱言行，掩卷叹曰：‘此吾儒正宗，学而不如此，非夫也！’至是步趋遂定，向往日笃”（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27页）。与很多著名的理学家，如二程、朱子、阳明等初昧往往留连于释道有所不同的是，二曲在读书之初就矢志道学，这一志向常被后人所称颂。到底是彭太夫人教子有方,还是二曲本来就有此种天分？彭太夫人的早年生活、拥有的知识背景及二曲在悟道前的进学经历等方面的资料存留下来的甚少，所以母教与天份在二曲选择人生路向时究竟各起了多大的作用，很难作出定论。然而，可以断定的是：二曲的父母都非读书人，更非书香门第。二曲能够在无师指点的情况下于治学中选择道学，就令人很惊讶了（唐宋以来儒学内部就已道分多途，在明清易代之际，虽屡经理学家们力辟，文章、训诂之学，尤其是能博取功名的举子业，从来就与道学并存，而且时有凌驾于道学之势，这样的格局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因负学术误国的恶名，使得道学势力更显不振）,因此，无论从社会大环境还是个人生活的小环境着眼，我们都很难给二曲在早年即矢志道学以一个完满而合理的解释。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据《年谱》记载，“入夏，偶得周钟制义全部，见其发理透畅，言及忠孝节义则慷慨悲壮，遂流连玩摹，每一篇成，见者警叹。既而闻钟失节不终，亟裂毁付火，以为文人之不足信，文名之不足重如此，自是绝口不道文艺。人有勉以应试者，笑而不答”（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27页）。这一典型事件对二曲影响很大，他对知行不一的社会现实有了最初的戒心，也从此对时文、文艺提起了足够的戒心（这种戒心直到他去世之时亦未能消除）。
确定了为学方向，又得到了母亲的大力支持，二曲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了。
据《历年纪略》记载，在19-27岁期间，二曲博览群书，自经史子集以至百家释道、“西洋教典，外域异书”无所不览、无所不知。正如二曲自述其早年的学术经历：“以余之不敏，初昧所向，于经、史、子、集，旁及二氏《两藏》，以至九流百技、稗官小说，靡不泛涉。”（卷十五《富平答问》，第126页）在不到十年之间，二曲已经博览群籍。但二曲并不只是以此为主，他还以“撰述辨订”为事。所谓“撰述辨订”，是指二曲30岁以前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的两项工作：在著述方面，二曲亲眼目睹战乱所造成的民间疾苦，深痛“道学而无用，乃木石而衣冠耳”，他主张“学须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先后著有《帝学宏纲》、《经筵慑拟》、《时务急著》等；在辨订方面，除了在阅《道藏》、《释藏》以及西洋外典时随时随处“核其真实，驳其荒唐”、“以严吾道之防”外，他还著有《易说》、《象数蠡测》、《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二曲倾慕王阳明“通变不迁，文武兼资”的“有用道学”，所以青年时代的他主要究心于经济、兵法，凡“政体所关，靡不规划”。其中他又特别注重经济（经世济用之学）与军事两处，此时的二曲俨然是王者师的才具，又俨然是一经学家、史学家和理学家的面貌。二曲此时的为学路向几乎完全受程朱影响：既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又重视国防军事，由此铸成了二曲（此时30岁）理学与经济并重的“有用道学”。很明显，刚步入壮年的二曲，著述纵然极富，但是于个人的生命心灵，却了无关涉，他“学未见道”。
值得思考的是，既然二曲阅读量出奇的广，为何连一本陆王心学方面的书也没有？
陆王思想在晚明风靡天下，清初虽然近衰，但绝不会沦落到毫无影响的地步。从二曲所作《悔过自新》小引中“兹幸天诱厥衷，静中有悟，谨识其意于册，仍引证以前言往行，聊代韦弦，私用儆醒”（卷一《悔过自新说·小引》，第2页）来看，陆王最喜静坐，但并不能由此证明二曲受到了陆王的影响，程朱又何尝不言静坐！值得关注的是，二曲在《悔过自新》中所引的诸多例子中，除去与程朱有密切联系的一些人之外，还有包括阳明与近溪之类的王学之流，可以看出，尽管在《年谱》中未涉及到与陆王学派相关的代表人物及其事迹，但此时博览群书的二曲至少应该已经读过《传习录》、《近溪子集》。尽管此时的二曲走的是程朱路线，但他对陆王心学并不完全陌生。这为我们理解二曲在31岁以后整个为学风格的转变提供了契径。当然，作为二曲，之所以在此时主要以博览群书为主，与他的学生而非学者身份也有一定的关系。作为初学者的二曲，他无暇对其所学进行选择性阅读或者融汇贯通，更何况二曲是窘困之中借书以读！二曲此时的学习是相当被动的，这亦为以后二曲学术的转向提供了契机。
二、中岁病中悟道
30岁（公元1656年）以后，二曲在思想追求、读书为学等方面都开始有了新的转变。这一转变促使他重新认识自己以前的进学理路。但是，需要关注的是，这一转变得归因于二曲31岁时的一次“突变”契机。
据《年谱》记载：
夏秋之交，患病静摄，深有感于“默坐澄心”之说，于是一味切己自反，以心观心。久之，觉灵机天趣，流盎满前，彻首彻尾，本自光明。太息曰：“学所以明性而已，性明则见道，道见则心化，心化则物理俱融。跃鱼飞鸟，莫非天机；易简广大，本无欠缺；守约施博，无俟外索。若专靠闻见为活计，凭耳目作把柄，犹种树而不培根，枝枝叶叶外头寻，惑也久矣。”（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34页）
在《锡山语要》中：
后染危疾，卧床不谈《易》者半载，一息仅存，所可以倚者，唯此炯炯一念而已，其余种种理象繁说，俱属葛藤，无一可倚。自是闭口结舌，对人不复语及。盖以《易》固学者之所当务，而其当务之急，或更有切于此也。（卷五《锡山语要》，第41页）
因这次“患病静摄”的机缘，二曲不能作博览的工夫，只好收敛身心从事静养（静坐或静卧），“深有感于‘默坐澄心’之说”而“所可以倚者，唯此炯炯一念而已”以及“理象繁说，俱属葛藤，无一可倚”表明了二曲此时面临的一个难题：学本为安身立命，而此刻学是学了，于自家身心却无用；学得如此之多的纯粹知识，于己身又有何用？此时的二曲认为“学所以明性而已，明性则见道，道见则心化”。于是二曲摒去一切，时时返观默识，涵养本源，并焚尽以前所著原稿，专阅洛、关、闽及河、会、姚、泾论学要语聊以慰心。这就是二曲“见道”的心路历程。在二曲直对生死问题时，程朱思想却显得如此软弱以致于根本就不能予人以任何支持，这对二曲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在此时的二曲心中，所谓的“撰述辨订”，只不过是“学之肤”而已，因为它“急末缓本”，或者干脆说，二曲认为这种人“学无头脑”。任何有足够自省能力的人几乎都会自悔少作，很少有人会采取二曲这样决绝的态度。对此行为如果仅以雅意林泉来进行诠释，显然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二曲31岁以后整个为学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二曲对其早期的学术方向极为不满，由此而产生了强烈的悔过欲望从而使他做出了如此激烈而又与众不同的行为。当此之际，二曲放弃程朱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了。然而，二曲在尽焚其前期所著撰述之时，并非将所有著作都付之一炬。现存于《二曲集》中的《悔过自新说》、《周至答问》等著作都为我们研究二曲早期的思想提供了方便。
经过这次病中“突变”的契机之后，二曲致力于“切己自反”的明性之学。他或课徒乡里，或外出讲学，不断完善其“悔过自新”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明体适用”学说的建设。从此，他对当时学术界“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的积弊，慨然以“明学术，正人心”为己任，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二曲四处讲学，其足迹遍布关内，远涉江南。尽管二曲时遭群小嫉谗、招毁，但其社会声誉却越来越高，“不惟士绅忘贵忘年，千里就正，即农工杂技，亦皆仰若祥麟瑞凤，争以识面为快”（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42页）。尤其是后来的常州讲学，使江南知识界为之而倾倒，“上自府僚绅衿，下至公贾耆庶，每会无虑数千人，旁及缁流羽士，亦环拥拱听”（卷十《南行述》，第77页），人们“诧为江作百年来未有之盛事”（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75页）。自此，二曲蜚声天下。
二曲之名响彻大江南北，然而对于二曲来说，声名越是传播，他心中却越是愧悔。他认为这不但与身心无关，而且还有碍静修而犯造物之忌。在二曲应邀讲学于同州时，门人录其语为《学髓》。这是标志二曲哲学思想趋向完全成熟的一部作品。二曲高足王心敬认为这是二曲“传心要典”：
比至，多士拥侍，请益踵接：志淹博者，则以淹博质；志经济者，则以经济质。先生为之衷经史之谬，酌事机之宜，聆者震惧踊跃，自谓有得；然急末缓本，是谓学之肤，非学之骨也。既而志道德者，以进修质，先生谆谆迪以惩忿窒欲，穷理集义，昼有存，宵有养，瞬息有考程，聆者咸戚戚然动于中，自谓得所从入。然治病于标，可谓得学之骨，非学之髓也。最后白君以向上一机请，先生欣然告以安身立命之旨，脱去支离，直探原本，言约而道大，词显而理精，白君题曰《学髓》。诚哉，其为学髓也。（卷二《学髓序》，第16页）
作为二曲的得意弟子之一，心敬对二曲思想的把握应该是相当准确的。他对二曲思想理路进境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显示了二曲为学理路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为前述所析二曲“志淹博”、“志经济”，这是二曲30岁以前的学术取向。其中，《易说》、《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表示二曲“衷经史之谬”而倾于“志淹博”；而《帝学宏纲》、《经世蠡测》等则表示二曲“志经济”。然而，在此时的二曲心中，这只不过是“学之肤”而已，因为它是“急末缓本”。第二阶段则为“惩忿窒欲，穷理集义”，此为“志道德者”之所为，也正是二曲思想开始转向之时，大致相当于“悔过自新”。在二曲看来，这种人虽已略知“向里”，却不知“悔过自新”的最终目的在于“明体”，若不能明体，则不能知心体“本无一物”，则即使“志道德”，亦有意而为，此为私欲，属于“治病于标”，尽管这比第一阶段尚好一些，但只能谓其为“学之骨”。第三阶段则为二曲所指为学的最高阶段：“向上一机”，只有此时人才可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也只有此时才能“学髓”。尤其在《富平答问》中（此时二曲48-52岁），这几层为学理路表述得更为精透：“然世之从考亭者，多辟姚江，而竟至讳言上达，惟以闻见渊博、辩订精密为学问之极，则又矫枉失直，劳罔一生，而究无关乎性灵，亦非所以善学考亭也。……从视听言动加修，庶内外兼尽，姚江考亭之旨，不至偏废，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卷十五《富平答问》，第129页）此时二曲的思想已经达到更为成熟之境。
三、晚年荆扉反锁
由于讲学南北，二曲声名大起。二曲曾于康熙十二年、十七年两度被陕西地方当局所荐举而被迫出应博学鸿儒考试。就连起兵反清的吴三桂乱军，也慕名而试图拉拢他。对清廷的征召，二曲执意不从，绝食相抗，“情急势迫，几至自刎”。对吴三桂乱军的拉拢，他以迁居数百里外的富平县来表示绝不同流合污。这就使得二曲名望日高。清初著名的实学家顾炎武赠诗二曲“从容怀白刃，决绝却华辀”。
鸿飞冥冥，弋人何慕，“决绝却华辀”的二曲不愿意为清政府所弋获。
经历荐举风波的冲击，二曲深以不能藏身敛迹为悔。于是，在康熙十三年（此时二曲48岁），二曲由富平返乡，并营建恶室一处（此“恶室”又名“土室”），他日处其中，荆扉反锁，杜门不出。只有在顾炎武远道来访、好友惠含真来看望他的时候，二曲才启关相见。他隐身恶室，写了《谢世文》来表明自己谢绝世事的态度：
常闻古人有预作圹穴，以为他日藏骨之所者。仆窃有志而未逮，又岂能腼颜入世，晤对宾客，絜长论短，上下千载也耶？但使病废之躯，获免酬应之老，宴息一室，孤寂待尽，则仆也受赐多矣。……（卷十九《题跋·谢世言》，第231页）
可见，这个恶室，等于他的生圹。晚年的二曲身处其中而荆扉反锁，断绝应酬而未死待尽。他决意不再从事撰写“序、记、志、铭一切酬应之作”，于是“宴息土室，坐已待尽。……誓于此生，断不操笔”（卷十九《题跋·自矢》，第232页）。二曲力脱名网，一意务实，“虽居恒绝口弗及世事，而世道人心，未尝一日忘怀”（卷二十八《司牧宝鉴·小引》，第369页），二曲指出，“吾辈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达则开万世之太平，以泽斯世。岂可自私自利，自隘其襟期”（同上，第368页）。康熙四十二年，清圣祖西巡，指名召见。二曲一如既往，以老病为由拒不出门，其子慎言代父面见圣上：“臣父少无师承，百家之言，漫浪涉猎。及后稍知圣学路途，则一归于圣经贤传，不复泛滥博观。晚年非《六经》、《四子》、《性理》、《通鉴》及诸儒先语录，不轻入目。其教门生子弟，亦惟以此书相劝勉。”（附录三《年谱·二曲先生年谱》，第699页）二曲之子所言表明二曲晚年是以儒家的经典圣贤之籍为治学根本的。两年之后，二曲便在他的恶室中悄然辞世。
可见，二曲并不是深闭恶室、不闻不问世事而“雅意林泉”、“消洒自得”的彻底隐遁之士。他的“心性”仍同时代、民族同博共振，二曲多次说“大丈夫无志于当世则已，苟有心斯世……”（卷十二《匡时要务》，第104页），他时时希翼“拨乱反正”、“旋乾转坤”，等待“机应变作”的到来。
二曲立节操而名冠清流，其人其学，不仅得到崇尚气节的陕西志士的推崇，而且受到朝廷上下大臣、学士的赞许：
其《反身录》一书，皆发明《四书》之理，真堪羽翼《朱注》，有功于圣贤之学。盖其书大旨，欲人明体适用，反身实践，人人能反身实践，则人人皆可为君子，世世可跻于唐虞。此书流行，有裨于圣治不浅。至《二曲》一书，乃其平曰讲学语录，及所著文字，亦皆醇正昌明，不愧儒者。（卷四十六《潜确录》，第597-598页）
馆臣虽然评论的是《反身录》，但是如果说二曲之学是“明体适用，反身实践”，亦未为不可。而二曲的高足王心敬在《二曲集》初次刊行时，曾于序文中赞美老师，“二曲先生独以《大学》明心止善之旨为标准。其言曰：‘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有真本体，乃有真工夫；有真工夫，乃为真本体。体用一原，天人无二。’”心敬是就《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语来融贯老师讲学警语并统括老师之学的。此时二曲已经68岁。此说想必为二曲所认可，此后“（王）心敬论学，以明新止至善为归”[3]13110，足见其重视程度。
由此可见，二曲志趣不在作官，而在“明学术，正人心”，以昌明圣学为己任。
(1)关于三大儒之说法，学界争论不一，亦有四大儒、五大儒之说。张岱年指出：“清初时最有名望的三个大儒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到了清末，人们讲清初三大儒，就改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讲清初五大儒：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梁启超则推崇四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0页。关于这一说法，亦可参见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50、55、59及62页.
参考文献：
[1]（清）李颙.二曲集·历年纪略[M].陈俊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2]（明）冯从吾.关学续编·国朝·二曲李先生[M].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清）赵尔巽等. 清史稿·儒林传·王心敬本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