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致知、考古维新：2013年中国考古、文博掠影

总结了包括自洹北商城发掘以来的新成果，在《边域雄族对商王朝担负的政治与经济义务》等篇幅中提出了建立在微观政治-经济层面的一些新见解。5月科学出版社推出了辽宁师范大学徐昭峰的《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该书在内容上延续了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探索“古史”领域的浓厚兴趣。虽然作者用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和商文化（南关外型）直接对应所谓夏、夷、商三族的做法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研究中的静态视角，但其中关于“商汤伐夏的路线问题”“商文化的东渐始于中商文化第一期”等观点的讨论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相比之下，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在3月出版的社科院王震中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尽管囿于某种“酋邦-国家”理论的混合模式，但该书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东亚范围内主要文化聚落的详细分析，依然高于相同领域的其他作品。这无疑延续了作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等以往作品中对最新考古资料不带偏见的把握和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

此外，2013年年初由中华书局推出的《突厥汗国与欧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与2012年年末上海古籍出版社所推的《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译著）同属“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这几本著作的出版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时期与周边文化的联系，对于避免“中原中心”的片面认识，有着极好的扶祛功能。

在此主题之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文物出版社在3月相继推出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渤海文物集萃》《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文物集萃》两部图录。这两部著作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出土的靺鞨-渤海、金朝（含东夏国）文物的双语图录，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合编。《渤海文物集萃》分“渤海国遗存”和“渤海时期遗存”两部分，前者是在渤海国内的遗存，后者是指渤海国疆域外的遗存，“图录不仅收录了大量渤海的遗物，还有契丹陶器，特别是造型特殊的陶扁壶为罕见之物，见证了渤海被辽太祖阿保机东征所灭的事实。”《女真文物集萃》主要是金朝末年女真人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山城出土遗物。“图录收录的重要文物较多，如城内出土的铁覆面，眼睛和口是透孔，与辽代契丹墓内使用的覆面不同，应该是女真萨满面具，……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萨满面具”，还有佛像和瓷器等具有明确款识表明来自中国内地的文物。这两本图录都非常全面地弥补了现代国界局限对中国历史时期与周边（东北亚人群）文化联系的认识，对我们更系统地认识中国历史本身，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此外，对上海考古感兴趣的读者则可以阅读由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推出的《上海文化起源与早期文化生态——近年上海及周边考古研究》一书，该书对上海周边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马家浜、崧泽、良渚、广富林、马桥直至东周时期的文物考古做了详细的介绍。但若想对这些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更全面的认识，上海博物馆陈杰先生在2010年出版的《实证上海史：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上海》或许是同一题材下更有启发的作品。

考古维新：希望在未来

在2013年年初， 复旦大学召开了国家社科基金第三批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的开题研讨会。会上确定即将在2013年推出的一批海外文物考古方面的前沿著作，这些涵盖了综述性教科书、聚落考古、农业起源、文明探源、族属考古等五个方面的作品包括：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2012年第6版）；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肯特·弗兰纳利的《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 早期农业》；埃尔曼·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希安·琼斯的《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这些作品中有《国家与文明的起源》这类早已多年盛名在外的经典著作，也有《考古学》这样与时俱进的实用教材，随着这些作品翻译工作在今年的陆续完成，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给我们带来更多期待。

让我们再回到文章的开头，尽管无缘从2009年发掘的曹操墓中提取DNA样本，但借助更早发掘的曹操叔祖父曹鼎的牙齿样本，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发布关于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确定曹操家族DNA的Y染色体SNP突变类型为O2*-M268，其相关论文于2013年上半年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人类遗传学报》。现在该课题组又广泛征集志愿者，力图通过人类DNA染色体信息，呈现整个中华民族衍变融合的历史。而种种包括3D打印技术在内的新的方法和技术，也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继续推动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

和考古新技术带来的革命性改变一样，随着中国在2014年即将开始的西部基础建设，比如将在大西部地区投资6300亿元的高铁建设，在改变西部地区民众出行状况，加强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同时，可以预期，也将有更多的考古遗址展现在文博研究者和公众的面前。基础建设这把双刃剑不但会对当下文博工作的现状提出挑战，也将给予我们认识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机会。借助这些新的机遇、新的方法，新一代文博研究者将很有可能摆脱传统观念造成的局限，走出“古史”设下的迷障，实现真正的考古维新。让我们对2014年的中国考古文博事业拭目以待。

[本文引用介绍资料，若不专门指出，皆引自《中国文物报》数字版（2013全年文章），网络地址：http：//.cn/digital/]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

（责任编辑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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