槃硕人《西厢定本》的价值与不足

摘要：槃硕人《西厢定本》自影印出版以来，获得了不同的评价，褒之者过褒贬之者过贬。笔者以为，批评《西厢定本》的不足时不应一概抹杀它的学术、文献价值，尤其是对改编者在理论批评和人物评点上的精当之言应予重视和肯定；在肯定《西厢定本》的价值时，对其改编中的恶俗格调、外行之举更应指出和批评。

关键词：《西厢定本》； 价值； 得失； 评价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槃硕人增改定本《词坛清玩西厢记》（由于此本每页书口上有“西厢定本”的字样，故也简称为《西厢定本》）是基于演出目的的《西厢记》明代改编本。1963年8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其影印出版，王季思先生为此影印本作了跋文，对此本总体上持肯定态度①。新时期以来，围绕《西厢定本》的价值和改编得失，学术界展开了讨论，②这其中既有许多真知灼见，也有一些偏激之论。笔者以为，《西厢定本》是槃硕人煞费苦心的改编之作，他在改编时广为参校了《西厢记》的众多版本，他的理论见解和人物评点颇有可取之处，对其不宜全盘否定③；不过槃硕人的改编实践与他的自我期望、自我评价远不相符，我们对《西厢定本》的改编败笔不应宽容地仅作溢美之词④。过高褒扬或过低贬抑《西厢定本》的做法都不妥当，下面就对此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槃硕人改编时广为参校了《西厢记》的众多版本和相关来源本、改编本，其中有些刊本信息是有用的，对其学术、文献价值不宜全盘否定

槃硕人改编《西厢定本》可谓是广为参校、煞费苦心，其改编本中提到的参校本有元本、京本、闽本、徽本、俗本、北本、坊本、董解元本、陆天池本、李日华本、王实甫本、徐文长碧筠斋本、徐文长本、碧筠斋本、李卓吾本、旧本、闽中旧本、诸本、有本、近本、原本、古本等。其中董解元本是指《西厢记》的来源本《西厢记诸宫调》，陆天池本、李日华本分别是指陆采、李日华的南戏改编本，余为《西厢记》的其它版本。《西厢定本》指说各本时所依据的逻辑标准不一，《西厢记》版本简名所指绝大多数难以确定，各种名称所指有的出现交叉，有的甚至出现知识性错误，对这些缺点，蒋星煜、林宗毅等人都已指出，此处不再论。不过综观全书，可以看出，槃硕人虽然在刊本引说上错误百出，但是他确实参校了众多的刊本，有些刊本可以找出相关信息，至少可以知晓其所属系统。

《西厢定本》称说刊本时有些知识性错误，应是校刊不精所致，如其中既提到徐文长本、碧筠斋本，又提到徐文长碧筠斋本，槃硕人断然不是混淆了徐文长本、碧筠斋本，而是刊印时在“徐文长”后漏掉了一个“本”字。有些刊本，虽然槃硕人所提不精确，但我们是可以找出对应刊本系统来的。如将《西厢定本》与刘龙田本相比勘，可以发现《西厢定本》有一些刘龙田本系统独有的曲牌、曲词，尤其是他提到闽本、闽中旧本时多数与刘龙田本相符。我们知道刘龙田本属于徐士范本、熊龙峰本这一系统，三种刊本的词白内容基本一致。熊龙峰本与刘龙田本均刊刻于福建，《西厢定本》虽然没有明确指明闽本、闽中旧本究竟谁属，但是它袭抄刘龙田本所属系统且是刊刻于福建的刊本则是无可怀疑的。如《西厢定本》的开篇《西厢总题》由【西江月】与【沁园春】两支曲子组成，第一支曲槃硕人眉批曰：“今姑从闽中旧本，略更改数字。”我们通过比照刘龙田本开篇《末上首引》【西江月】曲，可以发现，槃硕人改本此曲除第五、六句作了更改，第七句有一字之别外，其余全同。两本【西江月】曲后的传奇套式角色问答也大同小异。再如《西厢定本》第六折《墙角联吟》【小桃红】后【么】曲“一轮月到天心”槃硕人眉批云：“古本无此一段，不知何人所增，然其语义俱妙，今并录之。”又云：“原是‘一轮明月可中庭’，以此篇‘庭’字韵太多，故易之。”此【么】曲《西厢记》一般刊本都没有，而刘龙田刊本第三出《墙角联吟》【小桃红】后则有此【么】曲，且有眉批谓：“翻宋人诗。”刘本此曲第一句恰为“一轮明月可中庭”，于此可知，槃硕人不明所以的此曲也当来自刘龙田系统的某一种刊本。再以刘本校勘《西厢定本》，可知其此曲第一句应当为“一轮明月到天心”，刊刻时脱漏了一“明”字。蒋星煜先生认为《西厢定本》有些地方所说的闽本不是刘龙田本，如他列举的一个反证例子是，《西厢定本》第十一折《驰书解围》【倘秀才】曲中有这样的句子：“那厮最淫欲，最贪婪诚何以堪。”槃硕人在此处作眉批曰：“闽本‘成’何以堪，‘成’字亦难通。”而刘龙田本《白马解围》出【倘秀才】曲曲词亦是“诚何以堪”，用的是“诚”字而不是槃硕人所说的闽本中所用的“成”字。由此蒋星煜先生认为，槃硕人所说的闽本不是刘龙田本。笔者以为，这一反证只能说明，把闽本确指为就是刘龙田本是不妥的，槃硕人所说的闽本不一定是一种，有可能是几种，但是槃硕人所参照的闽本包含刘龙田本或与刘龙田本同属一个系统应是无疑的，不能由此反证就得出槃硕人所参照的闽本一定不包含刘龙田本的结论。

槃硕人《西厢定本》除了提到《西厢记》的众多版本外，还提到了《西厢记》来源之一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及《西厢记》的两种南戏改编本，《西厢定本》指说这三种作品时也只用董解元本、陆天池本、李日华本称之，而没有细说其具体版本。不过，虽然三种作品各有不同的版本，但它们的版本系统都不复杂，将《西厢定本》所提三种作品的曲牌、曲文与三种作品的一些刊本比照，大致可以确定《西厢定本》所提源于何本。在三种作品中，李日华改编本的版本要多一些，《李西厢》明代版本主要有富春堂本、万历间周居易合刊本、万历刻本（34出本，有梁辰鱼所作的叙）、闵遇五《六幻西厢》本、毛晋汲古阁《六十种曲》本。槃硕人《西厢定本》的刊印时间是明代天启元年（1621），较它刊印早的是前三种刊本。在《李西厢》的版本系统中，富春堂本与其他各本差异较大，富春堂本之外的其他各本虽然出数、出目有所不同，曲词却基本相同，宾白差别也不大，尤其是周居易合刊本、闵遇五《六幻西厢》本、清末民初刘世珩暖红室本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版本系统。对照《西厢定本》中的“李日华本”曲牌、曲文，可以知道其来源不是富春堂本，而是富春堂本之外的其他刊本，尤其是和周居易合刊本、闵遇五《六幻西厢》本、刘世珩暖红室本这一系统相同。至于槃硕人《西厢定本》中所说的陆天池本，则主要是指明万历间周居易刻本《新刊合并陆天池西厢记》，曲文更改出处更易查核。

当然，槃硕人随意称呼《西厢记》及来源本、改编本版本简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他虽然告诉了我们他校改的版本系统依据，但说法太含糊，我们难以从他所说的简名中明白无误地指说出他赖以依据校改的《西厢记》版本究竟是哪一种。

此外，《西厢定本》的附录较多，有的颇具价值。《西厢定本》正文之前附有元稹《会真记》、历代题咏《西厢记》的诗词，并刻有精美的一幅莺莺画像和十四幅插图，这些画像和插图分别出自唐伯虎、魏文璜、刘素明、钱贡、吴彬、袁玄、魏之克、董其昌、陶冶、喻希连、陶若水、毛鸿、董昭等人之手。虽然这些附录文字、图像也都是从其他刊本中转刊而来，但它们增加了《西厢定本》的资料价值和观赏价值，尤其是有些图像不易见到，《西厢定本》将它们集粹于此，是有一定的版本意义的。

二、槃硕人《西厢定本》的序跋凡例批语等有的具有一定的批评眼光，有的对后人有重要的影响，其理论见解和人物评点应当受到重视

槃硕人增改定本卷首有《西厢定本序》、《玩西厢记评》、《刻西厢定本凡例》，眉批则贯穿全书。这些文字有的出自作者友人之手，多数为作者自道，其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论见解、批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佚名所撰的《西厢定本序》反映出序作者对《西厢记》当时各种评点本的评价。作序者认为，当时虽然“诸名家多有批点圈评《西厢》者”，但绝大多数人的批点圈评都不足道，只有徐文长评释能“解人所未解”。虽然作序者认为徐氏改订字面也是“有当有不当”，⑤（P.689）但他在众多评家、众多评本中独推徐文长评释，还是有眼光的。徐文长评释《西厢记》确有独到之处，王骥德对徐文长的评释评价就很高，序作者和王骥德的观点是一致的。槃硕人《玩西厢记评》对《西厢记》的成就、地位作了很高评价，他说《西厢记》“与《四书》、《五经》，并流天壤不朽”，词曲中有《西厢》，犹如子书中有《南华》，“子有《南华》，词有《西厢》，……两者局虽不同，而其神气则颇相似”。他认为，从艺术上讲，《西厢记》“变幻断续，倏然传换，令人观其奇情，不可捉摹”，深得《南华经》的真髓，确实可称得上是臻于极致之作。《玩西厢记评》一方面对“拘儒者”污谓《西厢记》是淫亵之词进行辩驳，另一方面也对当时舞台演出中把《西厢记》淫亵化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槃硕人认为《西厢记》本身并非淫词，而是艺人演出把它淫化丑化了，“拘儒者谓《西厢》第淫词而已。然依优人口吻歌咏，妄肆增减，台备极诸丑态，以博伧父顽童之一笑，如是则谓之淫也亦宜。诚于明窗净几，琴床灯影之间，与良朋知音者细按是曲，则风味固飘飘乎欲仙也，淫也乎哉！”⑥（P.689-690）当时舞台演出中确有把《西厢记》谑趣化、猥亵化的情况发生，《玩西厢记评》的指责批评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当然，“拘儒”们对《西厢记》诲淫、导淫的污蔑主要是观念问题，是从当时理学规范出发而产生的必然结论，即使艺人不作恶谑化的表演，他们也依然会以涉淫的罪名强加于《西厢记》，所以，槃硕人对当时不良演出倾向的批评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他以如何演、如何欣赏作为武器来反驳腐儒们对《西厢记》的责难，应该说还是没有说到最点子的问题上，缺少足够的力度。不过槃硕人敢于公开指责“拘儒”，正面为《西厢记》辩淫，显示出他是有眼光和有勇气的。《玩西厢记评》对红娘形象的重视和肯定更是槃硕人慧眼独具的表现，他说：“看《西厢》者，人但知观生莺，而不知观红娘。红固女中之侠也。生莺开合难易之机，实操于红手，而生莺不知也。倘红而带冠佩剑之士，则不为荆诸，即为仪秦。”⑥（P.690）槃硕人对红娘形象的赞赏评价超过了其他任何人。《玩西厢记评》也透露出作者对《西厢记》结局安排的看法，槃硕人认为《西厢记》就应该止于《草桥惊梦》，认为这是梦觉而醒。他用色空的佛家思想来解释《西厢记》，认为王实甫只写到“惊梦”而止是王的清醒处，关汉卿续写梦后团圆是他拘于俗套、犹在梦中的表现，他说：“关汉卿纽于俗套，必欲终以画锦完娶，则王醒而关犹梦。”⑥（P.690）槃硕人的这一思想对清代金圣叹、任以治等人是有影响的，对此我们不能轻视。

槃硕人的《刻西厢定本凡例》表明了自己希冀《西厢记》演出求雅脱俗的改创宗旨，虽然《西厢定本》较之王实甫《西厢记》原作更俗，这说明槃硕人心手不一、眼高手低，但我们不能因为他手低就一概否定他眼高的见解。槃硕人自言，他更改曲词的原则是“求其义通而词雅”，他认为《西厢记》原作的宾白语“类皆词陋味短，且带秽俗之气”，因此他都以“新卓之词”改易，他对自己此举很是得意，自认为他的改后之白“整雅之调，绰有风味”。他认为坊刻本使《西厢记》失去原貌，“梨园优人”演出本又多增了“诨语”、“丑态”，他说：“此中词调原极清丽，且多含有神趣。特近来刻本，错陶阴豕亥，大失其初。而梨园家优人不通文义，其登台演习，妄于曲中插入诨语，且诸丑态杂出。如念‘小生只身独自处’，捏为红教生跪见形状。并不想曲中是如何唱来意义，而且恶浊难观。至于《佳期》之会，作生跪迎态，何等陋恶？兹一换而空之，庶成雅局。”⑦（P.691-692）虽然槃硕人自身没有做到化俗为雅，但他崇尚雅正的改编初衷是应当得到肯定的。

以上我们肯定了槃硕人《西厢定本》一些值得重视之处，但综观《西厢定本》，其失误、败笔是颇多颇大的，总体而言，其改编实践是失败的。

三、槃硕人的改编实践与他的改编抱负很不相称，他的改编较之一般舞台演出本不仅没有脱俗反而更加庸俗，尤其是损害、丑化了红娘形象

槃硕人对他作批评过苛而对己作自视甚高。他说即使王实甫原作也存在“段中或字句重复，前后语意相戾者”、“间有未体贴处”，至于关汉卿所续部分缺点就更严重了，“关所续后四折，其曲多鄙陋秽芜，不整不韵”（《刻西厢定本凡例》）。他对《西厢记》白语的指责最苛，他说：“元本白语，类皆词陋味短，且带秽俗之气，盖实甫亦工于曲，而因略于此耳。”（同上）至于陆天池改本和李日华改本，“渐失作者之旨”，徐文长评本虽有长处，但“亦有当有不当”，坊刻本、艺人演出本则更是等而下之。他的增改定本就是要一除各本之陋，“求其义通而词雅”、“事圆而意接”，他称自己的改作是“善之善矣”，自己更改后的“新卓之词，整雅之调，绰有风味”（同上）⑦（P.691-692），自许之状溢于言表。他在正文眉批中也多有对他本的批评和对自己改本的自赞，如第五折《传语会情》眉批曰：“尝恨《西厢》曲美而白不称，如兹本诸折内所改之白，无一句不妙。”像“妙甚妙甚”一类的自夸自赞之语在他自己所作的眉批中是随处可见的。但是我们将他的改本和《西厢记》原作比较后就会发现，槃硕人太言过其实了，他的增改只能说是“间有妥贴”，增改不当之处倒比比皆是。他的许多增改之处不仅没能改俗为雅，相反，倒是改雅为俗了；另外，他虽然对红娘形象评价很高，但在他的改作中，却有意无意地丑化、亵渎了红娘。

《西厢定本》第二十六折《闲游遣闷》就是改编者新增的俗恶之折，此折情节上极端庸俗，充满污秽之气。他写张生应考之后，因思念莺莺常常愁眉不展，同来应试的书生李谟见状便劝他到“青楼之上，红粉之中”寻欢“消忧”，李谟的朋友郑恒“久寓京城，惯穿花柳”，于是便由郑恒引导、李谟作陪，张生遍游京城诸妓家。槃硕人说增写此折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诸妓都不如莺莺，“增此一折，以见人间诸色皆不及莺”，“编此者正在用诸美以形莺尤美意”，每到一家每见一妓，虽然李生赞赏，张生却总说“那得似渠”，认为眼前的妓女都比不上莺莺。增写张生访妓这样的情节，虽然本意是为了说明莺莺在张生的心目中具有无人可比的美丽，但实际效应却不好。《西厢定本》如此增写虽是受了《陆西厢》的影响，但改编者眼光向俗，不是剔除恶秽而是接受《陆西厢》中的秽语败笔，这也显示出他自身审美情趣的庸俗低下。

又如《西厢定本》第五折《传语会情》琴童对红娘言：“我琴童想红娘，就如相公想小姐一般。”然后他唱了一支【醉扶归】曲，以唐武则天的面首薛敖曹来比自己的男性雄风，用语极其鄙俚，槃硕人却自称“增此一段，觉俗而实雅”，反映了他的亵玩心理。第十八折《接书志喜》写红娘在莺、生间传书递情，张生见到莺莺约他相会的情诗后，情兴难止，竟然要先和红娘尝试，红娘没有严词拒绝和斥责张生，反而用极俗之语猜说张生自慰和亵玩琴童，格调甚低。不过改编者的自我感觉依然甚好，眉批曰：“红语揣摩书生所为之事，甚到，此白俗而带雅，妙甚妙甚。”把极秽极俗之白说成是“带雅”、“妙甚”之词，真可谓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第七折《斋坛闹会》法事结束后，改编本中增加张生未得莺莺之前先要亵玩红娘的描写，槃硕人又作眉批曰：“权以红娘当小姐，演者有此状，而诸本无此语，看来此语不可无。”槃硕人对他本演出“恶状”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但在这里，他却把诸本均无的演出恶状用文字的形式写下来，并认为自己这样增写是“极当，极当”的安排，明显可以看出他在痛斥“恶状”的同时又在制造“恶状”。

前面已述，《玩西厢记评》中以荆轲、专诸、张仪、苏秦等历史上纵横捭阖的英雄来作比红娘，对红娘形象褒赞甚高，第五折《传语会情》眉批也云：“红娘，女中之狡侠也，生莺成合之难易，其线索皆在红手。从来注《西厢》者，但知看莺莺（张）生情事，而不知玩红娘机关。”但是他在肯定、赞扬红娘形象的同时，又在增改定本中糟蹋、丑化红娘形象。《西厢记》中莺莺瞒着红娘私约张生，红娘并未生气，在张生把莺莺的约张诗解给她听后，她到了莺莺面前并不点破，依然是尽力成全他俩（见第三本第二、三折）。而槃硕人增改定本中与此对应的第十九折《偷情阻兴》、第二十折《问病通忱》、第二十一折《月下佳期》中红娘的所为就大不相同了。第十九折《偷情阻兴》红娘知道莺莺瞒着自己以情诗暗约张生前来相会，产生了一种恶作剧心理，她说：“今日小姐著俺送书与张生，当面有许多假意，原来诗内暗约他来相会。小姐也不对我说，我也不说破她。且到其间，看她怎么瞒我。她说‘迎风户半开’，我且不开门与他，要耍他跳墙而入，她以‘花影摇动’为号，是不要红娘引来之意，我且嘱付张生，说见我来，如此难他一难，小姐定然番帐。”后来莺莺从张生口中得知张生前来与她约会的事已被红娘知晓，莺莺才临时反目赖简斥责张生，在这里，红娘不是成人之美者，而是为了自己被瞒这点不痛快就立马报复莺莺让莺生无法如约相会的小肚鸡肠者，这对红娘形象是一个歪曲。不仅如此，莺莺赖简时，红娘又撺掇张生道：“张生，你背地里的嘴在那里去了？只管向前搂住丢翻，怕她怎么？”这时红娘又鼓动张生不要顾及莺莺的身份、心理、感受，在她不愿意的情况下用强暴手法逼她就范，出这种主意说这种话的红娘与忠心侍主护莺的相府婢女形象相差遥远，与红娘应该持有的心理、口气大相径庭。前面已述，第十八折《接书志喜》就写张生要先和红娘尝试，红娘没有严词拒绝和斥责张生，第十九折《偷情阻兴》的最后，受到莺莺斥责后的张生又打起红娘的主意，而红娘的态度则很暧昧，她自称“贱妾”，说她不愿在莺莺小姐“贵人”之先被张生占有，同时也怕张生先得她再得莺莺后会将她抛弃，红娘表达的是愿做妾之意，半推半就的调情意味很浓，而且用语极俗，竟然说出自己“粉脸上象貌虽殊，罗裙下风味一般”的下贱之言。这种愿做“饶头”而不是只想做“牵头”的红娘，与《西厢记》侠肝义胆、没有丝毫私心杂念、一心只想成人之美的红娘形象不啻天壤之别，槃硕人这样写严重损害、降低了红娘的形象、品格。槃硕人对自己的改写却孤芳自赏，他的眉批自道：“此白语本所无，系是新，虽台上诨语，却亦俗中之雅。”又道：“设出红之所虑，极中人情。”对他人的不足洞察秋毫，有时对他人的长处也误作短处严加苛责，而对自己的改作哪怕是着粪之笔却也都嗜痂若干，典型的有嗜痈之癖。第二十一折《月下佳期》，莺生巫山云雨后，红娘、张生、莺莺间的对白又谈到红娘的归宿问题：

（红）……只是从今红娘置身无地，尚望小姐共靠所天。（生）红娘所言有理有情，小姐以为何如？（莺）这事都易得处也。且自暂回去。

这里的红娘不仅为莺、生计，更为自己计，她主动提出要求，希望莺莺能够同意张生把她红娘收为侍妾，张生得陇望蜀言说红娘所言“有理有情”，莺莺也不拒绝，实际上默许了红娘的要求。在封建社会中，把侍婢收娶作妾的做法是很普遍，但在表现张生专情于莺莺、两人相爱相恋至深的《西厢记》里，插入侍妾红娘与男主角张生的调情论嫁，而且改编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叙写此事，这就不是插科打诨、仅为活跃场上气氛的舞台权宜之举了，而是反映出改编者思想意识的低下。后来的一些改编本在张生与红娘关系上做文章，很有可能就是受了《西厢定本》俗恶一面的影响。

四、槃硕人以文律曲、随意增删、组合曲牌的情形比较明显，剧本体制不合规范

槃硕人《西厢定本》剧体体制是个大杂烩，其曲牌主体是《西厢记》原作的北曲曲牌，由于他沿用、改录了不少《李西厢》、《陆西厢》中的曲牌曲词，加上他自己新创的曲词，这就使得他的改编本南北曲牌兼有，甚至连元代人都已不怎么用的宋金诸宫调的曲牌如【梁州缠令】、【点绛唇缠令】等他也拿过来填词，这就使其改编本给人一种硬行拼凑、支离破碎之感。我们说南北曲牌共用只要用得好是正常的，南北合套元代时就已有了，明代南北曲融合在一起使用的情形比较普遍，但南北合套的使用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一定规律的。槃硕人在《西厢定本》中没有遵照南北曲合用的规律，只是以文律曲，按照自己的理解随意组合各家作品、随意增删曲牌，他基本没从曲律曲韵上着眼，因此他的曲牌混用在音韵、音乐上就有比较大的缺点，难以达到前后曲牌在音乐上的协调。此外他还肆意改变曲牌演唱角色。《西厢记》有些刊本也存在把此一人唱的曲牌安排为另一人唱的情形，但槃硕人《西厢定本》更甚，他只从文意考虑，随心所欲地重新标注演唱角色，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例在其改编本中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西厢定本》既有违元杂剧体例，也不符合南戏、传奇体例，其剧本体制显得很混乱。他称折不称出，剧作最前面的《西厢总题》类似于传奇的开篇《末上首引》，不过又有四句题目总名，里面刊录了【络丝娘煞尾】，但原作各本的题目正名又没有了。槃硕人改编本不仅随便改变各折中的演唱角色，而且他还把《西厢记》原作的曲牌顺动。这些都使得顺序常常颠倒，有些则不符合元杂剧的曲牌联套惯例，蒋星煜先生就指出，其第二十六折“《闲游遣闷》用【应天长】、【乐春风】、【甘草子】、【脱布衫】等曲联套，对元人杂剧的联套惯例也有所改动”⑧（P.251）。其《西厢定本》在艺术上不能为人所接受。

五、槃硕人《西厢定本》以词坛清玩、舞台演出为标榜，但实际上他却不明戏曲表演的妙谛，改编处理时常作外行之改

戏曲表演是虚拟的而不是逼真模仿的。演唱者所唱有时是实唱，是与他人进行交流的手段；有时则是虚唱，虽有他人在场也尽可以把他人当作不在场或没听到。演唱者在抒情、甚至是在抒发内心所想时，即使你不希望有任何别人听到你也可以当着众人的面演唱，作家安排他人听到他人就能听到，不安排他人听到那么即使他人在台上、在演唱者对面他也听不到。而槃硕人却缺少对戏曲表演演唱的起码常识，常常把虚唱当成实唱。《西厢定本》第七折《斋坛闹会》写做道场时，张生、莺莺再相见，张生唱曲表达对莺莺的欣赏之意、爱恋之情，此时虽然老夫人和众僧人都在场，也可以当作他们全不在场，但是槃硕人却认为原作安排不妥，他在【雁儿落】、【得胜令】二曲旁作眉批道：“此二曲俱宜背唱，不然，老夫人面前，岂宜如此。”同时为了改变此折众人在场却只有张生一人唱的情形，他又从《陆西厢》中抄录四支【画眉序】曲于此，分别由老夫人、莺莺、张生、法本四人边拈香边唱，并作眉批道：“诸本从来无此四段，而只凭张生独唱，其情不惟有老夫人在前有所不便，即于众僧道场亦不成体统。今采陆天池本四段语插入于此，善矣。”《陆西厢》张生所唱【画眉序】中原有“赖佛力买转春心，就法界便成婚讲”两句，槃硕人认为“春心”一词涉及男女私情，“成婚”一词是在谈婚论娶，在此折前的《墙角联吟》中默默祷告说这样的话可以，而现在当着老夫人的面表露这样的私情就不妥，因此他改成为“赖佛力提挈无边，就法界诸凡如愿”，并作眉批解释他的改动：“私情前段已默地祷告矣，此则老夫人在前，则拈香时不便复露私情，陆本于此段有‘买转春心’、‘便成婚讲’语，亦大著，今改之。”全剧中此类更改很多，尤以第二十三折《知情许姻》、第二十四折《长亭饯别》为多。《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老夫人在红娘的劝说下无奈答应莺莺与张生的婚事，红娘当着老夫人、莺莺、张生的面唱了支【东原乐】，把莺生相思相爱的情状作了叙写，槃硕人觉得不妥，他安排老夫人先下场，然后红娘再唱【东原乐】，他自鸣得意地说道：“诸本此段皆于夫人前直说，未便。今改作夫人先下，而红顾生云云，妥矣。”（第二十三折《知情许姻》【东原乐】曲眉批）殊不知他没有领略戏曲表演的三昧精髓。《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张生、莺莺长亭相别，俩人互诉衷肠，此折中叙写“私情”的唱词更多，演唱时不仅红娘在场，老夫人、法本也在场，槃硕人认为《西厢记》原作太“失体”，他在与此对应的《西厢定本》第二十四折《长亭饯别》中急急忙忙地安排老夫人、法本先退场，然后再写莺、生唱曲互诉“私情”，他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

（法本对夫人云）小姐与张生既有夫妇之义，夫人此时也不须提防。老僧伴夫人且先回，待红娘伴小姐再劝张生几杯酒、再说几句话儿。（红背云）好一个知趣的和尚。（夫人法本辞生科）……（夫人法本下）

他还在此处作眉批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说：“此处设为法本叫夫人先回，则下面莺、生方可以剖私情叙别，而从来诸本俱直至【朝天子】一段后方夫人与法本请回。是当夫人和尚面前而叙出昨夜私情，又叙出‘脸相偎，手相携’，又明言以母子之故隔断举案齐眉之欢，岂不失体之甚。故今改。”这些言论都是未谙戏曲真谛的行外之言。

总体而言，槃硕人《西厢定本》是个眼高手低、改创实践与自我期望远不相符的改编本，作者虽然想让己作取代《西厢记》的舞台演出本而奏之场上，事实上他的改编本不仅没能成为演出的台本，就连案头阅读的价值也并不高。不过，槃硕人在改创时参校了众多的刊本，虽然他称说各刊本时不严谨、不确切，但我们不能一概否认其改编本中所透露出的刊本信息的有用性；对于他的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见解和精辟的人物形象评论之言，我们应当从戏剧美学的角度加以重视和接受。

①王季思先生跋文除附在《西厢定本》影印本之外，还发表在1963年4月7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第458期，后收入王氏戏曲论文集《玉轮轩曲论》与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

②蒋星煜先生先后发表《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西厢记>和演出本<西厢记>》、《评槃硕人<西厢定本>的校订和增订》、《化神奇为腐朽的<西厢定本>》三文，前两文被收入蒋氏《<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后一文被收入蒋氏《<西厢记>研究与欣赏》，蒋氏不同意王季思先生的看法，对《西厢定本》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台湾林宗毅先生《<西厢记>二论》（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对槃硕人《西厢定本》也有专门论述，林氏对此改编本也基本持否定态度，但用语较蒋星煜和缓；东北师范大学张人和先生对蒋氏观点进行了批评（见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近年来中山大学博士生陈旭耀先生又先后在《艺术百家》、《戏剧》发表《论<西厢定本>的文献价值——兼与蒋星煜先生商榷》、《试析槃硕人对<西厢定本>的改编》两文，其文也与蒋星煜先生的观点相左，对《西厢定本》基本作赞语。

③蒋星煜先生言《西厢定本》“可以说是化神奇为腐朽的改编”，“此《西厢定本》从学术价值看，是零。要说文献价值，则提供了一个完全失败的改编本”。见《<西厢记>研究与欣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④陈旭耀先生《论<西厢定本>的文献价值——兼与蒋星煜先生商榷》对《西厢定本》的文献价值评价偏高，对槃硕人增写的《闲游遣闷》折偏于溢美，对其负面性缺乏批评。见《艺术百家》2004年第2期第25-30页。

⑤佚名.词坛清玩西厢记·序[A]，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C].济南：齐鲁书社，1989。

⑥槃硕人.玩西厢记评[A]，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C].济南：齐鲁书社，1989。

⑦槃硕人.刻西厢定本凡例[A]，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C].济南：齐鲁书社，1989。

⑧蒋星煜.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西厢记》和演出本《西厢记》[A]，《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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