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是怎样成为学界大师的（上）

胡绳是我们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创者和中共党史学的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学识渊博、真知灼见迭出，我们这一代人都称他为大师。我在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长时间在他领导的单位工作。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我分配在刚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他是副院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他是副主任，且有两年时间就是参与帮他整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书稿。1995年我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又是在他直接领导下负责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即第一卷和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即第二卷。可以说，我就是在胡绳指导和教诲下，走上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道路的。在胡绳师诞辰100周年之际，作为晚辈后学，写这篇拙文以表达感恩之情。

早慧的天赋+勤奋的笔耕+追求进步的砥砺，奠定了胡绳成为大师的基础

胡绳2000年11月逝世时，新华社发表经中央审定的胡绳生平说：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又能不断刻苦自励，辛勤劳作，终于锻炼成为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这是对胡绳早年情况的评介。像这样的评介，在当代中国其他重要人物的生平中罕见。但这正是胡绳不同于一般常人的特质。

胡绳1918年1月出生。由于家庭为书香门第，儿时从父教读已一二年，在1925年7岁入小学时即读五年级。9岁就读苏州中学初中部，10岁开始写诗，12岁向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投稿。两年间，自由体诗作达30首，被称为“神童”。但他又不同于那种有怪癖的“神童”，在学校跟其他同学一起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读高中，参加学校“反日救国会”演讲团，多次上街宣讲抗日。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14岁的他开始接触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科学书籍和中共内部报刊，并担任了所在高中学生会主席。

国家的危难状态震撼着当时的进步青年。胡绳跟一些同学交流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看法，既有担心也寄予希望；知道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怀有真切的向往之心。他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还有《共产主义ABC》等，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他也读过瞿秋白的一些书，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并正在进行着艰苦斗争，也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它的实践所吸引。这样的进步倾向奠定了青年时代胡绳的生活和思想基础。

胡绳15岁时，与人合作主编《百合》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的长文以“胡绳”笔名署之，从此沿用终生。16岁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成了“少年大学生”。他在上大学期间，不是一个死读书的学生，拣可听的课听之；不爱听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图书馆找点书看看。他仍不断给进步刊物投稿，特别是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发表《大学哲学》一文，批评了北大，引起北大中共党组织的注意，想发展他入党。

胡绳的这段经历也引起我的好奇。我个人是在胡绳22年后入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后来在北大校史馆了解到当年哲学系的必修课程有：哲学概论（汤用彤）、科学概论（张心沛）、逻辑、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黄方刚）、普通心理学、中国哲学史（胡适）、西洋哲学史（张颐）、印度哲学（许地山）；选修科目有：哲学问题、价值论、现代哲学（贺麟）、宗教哲学、宗教史大纲（屠孝寔）、美学、美学史（邓以蛰）、社会学、教育学、明清思想史（嵇文甫）、老庄哲学、周程陆王哲学（马叙伦）、中国哲学问题（林志钧）、中国佛教史、笛卡尔及英国经验主义（汤用彤）、希腊哲学（程衡）、康德哲学、赫格尔哲学（张颐）、数理逻辑（张松年）、因明学、维识哲学（周叔迦）。应当说，不少授課老师都是著名教授，但当年的讲课满足不了胡绳这个“神童”“少年大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其他学习要求。他感到北京太沉闷，读大学没有什么意思，也看不起大学那一套安排，认为自己能够写点东西，可以靠写文章生活，于是在大学读了一年之后，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离开北大去上海，做“文化人”，回到南方，开始了同现在一些人“北漂”一样的“上漂”生活。

胡绳反省这一段经历说：我虽然只读了一年大学，上了一些课，学了一点逻辑，学了一点哲学概论，学了一点哲学史，但还是有用处的，后来能写一些哲学小册子就是靠这个基础。而且他还认为：从我这一生来看，我觉得自学是一个很应该提倡的路子。任何人，即使是受了完全的学校教育之后，也还要继续走自学的路，不能认为什么都学到了。我没有受过完全的学校教育。完全的学校教育是16年，我只受了10年教育，两年的小学教育，因病中学多读了一年，大学我只读了一年，最后三年没学。但基本、完整的学校教育是有好处的，给人以比较系统的基础知识。如果没有可能学完，就应该努力自学。即使受了完全的学校教育，也还应该有自学精神。胡绳在学习阶段的勤奋自学，对他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上漂”是胡绳成长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步入社会，开始了解社会的多棱镜。他一面读书自修、一面从事写作，并参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宣传，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两年间，他为《读书生活》《生活知识》《新知识》《自修大学》《时事新报》等报刊撰稿，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发表了60多篇文章。他的生活完全靠写文章的稿酬维持，没有去找什么职业。1935年秋，经从事世界语研究的叶籁士介绍，胡绳参加中共“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的“语联”（“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是其公开机构，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工作，并短期担任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世界》的编辑，写过若干有关世界语和语文问题的文章。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在此期间，结识了胡乔木。当时，胡乔木是党在文化工作上的领导机构“文总”的负责人之一，胡绳参加的“语联”只是党的外围组织。对于进步青年来说，与胡乔木建立了联系，就等于找到了党。胡乔木找过胡绳几次，谈了一些对文字改革和拉丁化方案的意见，使胡绳感到乔木对文字音韵学很有些知识。但两人认识没多久，胡乔木就离开上海去了延安。此后，胡绳参加的文化活动更多。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后，他还参加了上海声援北京的游行示威和抗日救亡的集会活动。1935年12月，全国性的新文字团体“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胡绳主编《中国语言》，负责草拟《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这个《意见》写道：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就是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现在出现一种拼音的新文字，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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