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4篇（全文完整）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什么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4篇,供大家参考。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篇1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遵义会议是指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希望能帮到你。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

遵义会议的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 月 16 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

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 3 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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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篇2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摘要：遵义会议是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极具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遵义会议 中国共产党 历史意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的积极成果， 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 在实际上开始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会议， 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自从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一， 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的惨痛教训， 批判了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

在王明等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六届四中全会后， “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对不同意其错误主张的同志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并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三年初，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 全面推行其极“左”政策， 给党的干部队伍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 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3 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第三。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迫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 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综上所述， 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逐步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枚关的一个转折点。

参考文献：

[1] 伊胜利，孙艺年．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06）． [2] 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张新华。论遵义会议转折的历史含义[J]。重庆社会科学，1996（06）。 [4] 李波。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J]。党政干部学刊，2010（05）。 [5] 蒋建农。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J]。史学月刊，2007（01）。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篇3

1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可从下面四点进行论述。

首先，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幼稚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

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第二，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作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

根据陈云同志的手稿，遵义会议的目的有二：“（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

会议开始，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它竭力为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作辩护，把失败的原因统统推到客观上去，诸如“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与反对。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等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遇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白话文§ 基本是错误的”，而军事领导上的错误，“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这是考虑到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保存下来，改变了行动方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是一个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第三，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又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宿营时，常委分工又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红军在鸭溪、苟坝一带活动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博古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在遵义会议以前，右倾或“左”倾错误领导先后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到挫折。而在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逐步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希望。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四，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在遵义会议以前，那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对我党的影响是很深的。加之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而遵义会议则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遵义会议大胆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权并批判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勇敢可贵的行动，恐怕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的行动。李德在几十年后还感叹地说：遵义会议“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毛泽东能不顾马列主义的干部（指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对而畅行无阻。”（李德：《中国纪事》）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遵义会议的一切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忠告”、“帮助”之下，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有本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深入研究长征，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他强调，要把学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30万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作者： 何毅亭

编辑： 李新爱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篇4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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